数千年来，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生息繁衍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孕育了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。为了挖掘黄河文化的现实意义，槐荫区文化和旅游局、区图书馆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）于10月17日特转载“三万里河东入海，九曲弦歌润千年”山东黄河河务局、山东省图书馆藏黄河文献线上展览资源，邀请读者共同感受黄河文化魅力。
本次展出的黄河文化古籍，每一部背后都蕴含了丰富的人文价值，有助于人们了解黄河文化价值，感受黄河文化的历史脉络，挖掘蕴含在古籍文献中的文化基因，弘扬黄河文化中的时代价值，为新时代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滋养。
一史籍中的黄河Career In Business
1山海经十八卷（晋）郭璞传（清）毕沅校正 清光绪三年（1877）浙江书局刻本
《山海经》是我国先秦时期的典籍,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。《山海经》共记载了300多条河流、湖泊，涵盖上古众多河江湖水及其干道、支流、流经区域等水文地理信息。书中以昆仑山为坐标记述了黄河经大禹治理后的流路，“河水出东北隅，以行其北，西南又入勃海，又出海外，即西而北，入禹所导积石山”。因《山海经》语焉不详，战国时期成书的《尚书·禹贡》又对这一描述做了进一步猜测。
2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（清）孙星衍撰 清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孙氏刻本
《禹贡》是《尚书》的一篇，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具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地理著作。《禹贡》最早记载了战国中期黄河未改道时的景象，其中黄河主流的经行，“导河积石，至于龙门，南至于华阴，东至于砥柱，又东至于孟津”，在孟津以上，黄河夹行于山谷之间，数千年来没有大的变化；黄河下游河道的大致走向，“东过洛汭，至于大伾。北过降水，至于大陆。又北播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于海”，至孟津以下，会合洛水等支流，继而改向东北流，经今河南省北部，再北流至今沧州入海。现代学者研究，黄河流至今河北深县以后，《山海经》中的黄河继续北流，经安平、蠡县，至容城后折向东流，经霸县在天津市附近入海；《禹贡》中的黄河则由深县附近东转，流向东北方，在沧州以北入海。
3水经注四十卷 （北魏）郦道元撰 明崇祯二年（1629）刻本
《水经注》因注《水经》而得名，看似为《水经》作注，实则以《水经》所记水道为纲，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河流及沿岸郡县、城市、物产、风俗、传说、历史等，是中国古代最全面、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。《水经注》也是6世纪以前人类“治水”事迹和遗迹的集大成者，有关记载多达近百条。秦汉时人们治理黄河下游河道的记载多见于卷五的《河水注》。
4史记一百三十卷 （汉）司马迁撰 清乾隆四年（1739）刻本
《史记·河渠书》作为《史记》“八书”之一，是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，为历代正史所效法，故二十四史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水利史料。司马迁还首次明确赋予“水利”一词以防洪治河、灌溉修渠等含义，开创了沿用至今的“水利”概念。
《史记·河渠书》开篇记载大禹治水十三年，“陆行载车，水行载舟，泥行蹈毳，山行即桥”，奔走在治水第一线，“亲自操橐耜，而九杂天下之川；腓无胈，胫无毛，沐甚雨，栉疾风，置万国”，过家不入门，最终“通九道，陂九泽，度九山”。大禹身上体现的勤劳勇敢、坚忍不拔、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，为华夏儿女所传承。《史记·河渠书第七》中记载了汉武帝元光年间（前 134-前 129）黄河决口泛滥，“河决于瓠子，东南注巨野，通于淮、泗。”汉武帝派遣汲黯、郑当时治河，堵筑多次未能成功。丞相田蚡因其封地在河北，上书主张顺应天意：“江河之决皆天事，未易以人力为强塞，塞之未必应天。”那些望云气的占卜者亦持此论，于是“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。”瓠子决口 20 余年后，关东地区人民的生计成了巨大的问题，决口以下的“梁、楚之地尤甚”。汉武帝最终下定决心，堵筑决口，“乃使汲仁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。”用恢复堤防的方式治理黄河，最终得以堵塞决口。
5前汉书一百卷 （汉）班固撰 明德藩最乐轩刻本（清王亨豫跋）
《汉书·沟洫志》继承和发展了《史记·河渠书》的撰写原则，对古代河渠水利史实作贯通古今的历史记述，下延时间至西汉末，为我国第二部水利通史。班固认为，治理黄河是水利的大事，“四渎（江、淮、河、济）”之中“而河为宗”，“唯河为艰，灾及后代”，除害而兴利，“爰及沟渠，利我国家”。《汉书·沟洫志》还进一步对水流、泥沙运动规律，河流治理经验教训和规划设想等作了多方面的阐述，如：冯逡等人主张黄河两道分流、郭昌在黄河下游裁弯取直、贾让治河三策、张戎论黄河泥沙等。
6后汉书一百卷（南朝宋）范晔撰 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金陵书局刻本
史书记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治河工程是汉明帝永平十二年（69）“王景治河”。《后汉书·王景传》中记载了东汉著名水利工程专家王景的生平及治河功绩。东汉平帝时，黄河、汴水决口，冲坏河堤。朝廷征调几十万军队，派王景和王吴修筑渠道和河堤，从荥阳到千乘（今山东广饶县）海口绵延一千多里。虽然王景节约工程费用，但花费还是以百亿计算。第二年夏，渠成，汉平帝亲自巡视，并下诏仿西汉旧制，沿河郡国设立负责河堤的官员。自王景治河后，黄河800年不曾改道，黄河出现了一个相对安澜时期，为这800年的朝代更迭、社会经济的发展、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所以，治理黄河历来是国之大事，重视黄河，就是保证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。
7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（元）脱脱等撰 明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）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本
黄河在北宋时期决溢乃至改道层出不穷，时而东流时而北流，有时还两流并行。就治河策略朝臣们一直难以达成共识，或主张维持北流，或主张令河水回归故道，莫衷一是。在处理治河与漕运、军事等关系时，治河举措的实施，多要附属、服务于漕运、军事等活动的开展。宋廷内部长期的东流、北流之争，其核心出于对治河与御辽战略的综合考虑，有些朝臣甚至还将黄河御辽的地位提升到“御边之计，莫大于河”“河不东，则失中国之险，为契丹之利”的高度。但是“三易回河”仅出于国防考虑，没有考虑到自然环境，不但没能解决问题，还使得宋朝的经济、军事实力受到巨大打击，使当时的百姓深受其害。
8元史二百十卷（明）宋濂等撰 明洪武三年（1368）内府刻明万历天启清顺治康熙南监递修本
元代的黄河经过开封之后河道向南，流入泗水与淮河，再由淮河流入大海。元朝统治时期正处于中国气候的温暖期，降雨较多，故黄河经常泛滥。元顺帝至正四年（1344），河南、淮北等地区连续下了二十多天的大雨，致使“黄河暴溢，水平地深二丈许，决白茅堤，六月又北决金堤”，“曹、濮、济、兖皆被灾”。“水势北侵安山，沿入会通、运河，延袤济南、河间，将坏两漕司盐场”。这次决口影响范围很广，今河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交界地区，成为千里泽国。
如何治理河决，众人意见不一，“或言当筑堤以遏水势，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杀水势”，而时任漕运使的贾鲁则认为“必疏南河，塞北河，使复故道。役不大兴，害不能已”。鉴于治河意见不一，朝廷派工部尚书成遵与大司农秃鲁一起行视黄河，“议其疏塞之方以闻”。成遵、秃鲁与丞相脱脱、贾鲁的意见针锋相对，前者经过实地勘测，认为河故道不可复，后者则极力主张使黄河归于故道。元至正十一年（1351）四月，在宰相脱脱的主张下，元朝廷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、总治河防使，主持黄河大规模治理的工作。贾鲁治河之后，黄河复故道东南流只持续了15年，到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）二月，“河北徙，上自东明、曹、蹼，下及济宁，皆被其害”。黄河复徙而东北流，结束了贾鲁治河的成绩。
9明史三百三十二卷 （清）张廷玉等撰 清乾隆四年（1739）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
《明史·河渠志》记载了大量的黄河水患史料和治河奏议，显示出明代不同时期朝廷的治河态度和治河措施。
从永乐帝迁都北京开始，保证漕运畅通成为明代治理黄河的目的和指导原则。明前期，黄河水患主要发生在河南开封府，治黄保漕的重心在于堵住黄河北决，解除黄河水患对运河的威胁。主要措施是在河南、山东境内的黄河北岸修筑大堤，黄河南岸疏浚河道。明代后期，黄河水患转移到河南、山东、南直隶三省交界处，济宁至淮安间的运道时通时塞，开挖新运河以避黄河水患与加固黄河下游两岸大堤以“束水攻沙”，成为治黄保漕的主要举措。然而，明代治理黄河违背“水往低处流”的规律，人为阻止黄河北流，加上黄河含沙量大的自然属性以及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，在当时的治河技术条件下，不可能根治黄河水患。
10清史稿五百三十六卷（实五百三十七卷）目录五卷 （清）赵尔巽撰 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铅印本
《清史稿》保留了丰富的黄河水利史料，分别在列传和志中有所体现，其中“传”以人物为主线，记载清朝历史上的治河名人，如杨方兴、朱之锡、崔维雅、靳辅、陈潢、宋文运、董讷、熊一潇、于成龙、孙在丰、开音布、张鹏翮等。“志”按时间顺序记载全国诸河、运河、海塘治理的史料。通过这些史料，能够全面地了解清朝时期的河流及治理情况。“有清首重治河”,不仅拨付巨额帑金,还置河督、设厅汛、创体制。《清史稿·靳辅传》中记载：“三十一年，上曰：‘朕听政后，以三藩及河务、漕运为三大事，书宫中柱上’”，从中可以看出康熙帝把治河与削藩、漕运共同列为治国的三件头等大事。
来源：山东省图书馆
排版：王童文
审核：殷娜、李蕊
